1月10日,第七場金典本事講座來到屏東勝利星村內的永勝5號書店,這棟日式眷村老屋是作家張曉風的舊居;這場講座由金典獎複審委員、同時也是政大臺文所陳佩甄副教授,領讀李佳穎的獲獎作品《 進烤箱的好日子》。
文壇新星與消失的16年
作為領讀人,陳佩甄直言她切入《進烤箱的好日子》的前提,源自與李佳穎成長於接近的世代;從早期有限的三大報副刊媒體,到2000年後網路崛起促成部落格出現,不僅個人的言說大爆炸,新世代作者也開始以新形式的文字或技巧與大眾對話。但被譽為文壇新星的李佳穎,在獲得小說新人獎與出版三部短篇小說集後,卻消失了16年。
原來,李佳穎赴美讀書後便嫁為人妻,又為人母,陳佩甄轉述李佳穎受訪時曾談及那16年,因為在異國生活,語言完全被廢掉,寫作也因育兒而停止,整個人呈現「不存在的狀態」。
書名背後的普拉絲暗影
不過,《進烤箱的好日子》這個驚悚又吸引人的名字,並非李佳穎的首選。「她原本想取的書名其實是《備忘錄》或《寫作的好日子》,最後由出版社社長取用小說內容,將其定調為《進烤箱的好日子》。」陳佩甄揭開書名的祕辛。
專研性別議題的陳佩甄認為,採用《進烤箱的好日子》為書名,與美國詩人希薇亞·普拉絲(Sylvia Plath)便有了緊密的連結;她指出,在普拉絲的半自傳小說遺作《鐘形罩》(The Bell Jar)中,「死亡」本身成了一種「語言」,它不僅對「活著」的意義提出質疑,直指當時的女性經驗或女性困境,也是憂鬱症的具體化。而在後世的解讀中,普拉絲最終選擇把頭伸進以瓦斯加熱的烤箱,吸入過多一氧化碳而結束生命,正與《鐘形罩》中那種如同被玻璃罩住,與世隔絕且無法呼吸的窒息感相互呼應。
當小說成為記憶辯證的場域
「任何影像、聲音、文字,廣義的紀錄都是一種對上帝的褻瀆,一旦有了不朽的念頭,大家都得進烤箱。」透過小說主角之口,李佳穎提出關於「記錄」的觀點。陳佩甄認為,當李佳穎企圖將非具象的事物以文字留存下來,本身即具有強烈「反歷史」與「反上帝」的深刻自省。
她同時也指出,小說主角阿丹在書寫回憶錄的過程中,不斷跟父母與同學對質、追尋「真實」,其實已賦予讀者權利,可合理地質疑阿丹的記憶或記錄下來的事件「並不可靠」──因為記憶不斷被推翻。「閱讀時,我們應把阿丹視為『不可靠的敘事者』。」陳佩甄進一步補充道,三十多歲的阿丹想找回的記憶,其實是她十多歲還沒有話語權時期的記憶,她認為李佳穎看似在寫一部啟蒙成長小說,但實則在建構非線性的敘事與歷史軸線,小說本身成為記憶辯證的場域,而非只是承載記憶的媒介。而且,小說的本質是「反成長」的──抵抗長期在同一模組裡被迫成長的事實。
關於真實跟虛構的辯證關係
在諸多訪問中,李佳穎曾提及創作《進烤箱的好日子》的意圖:「我想問,在穿過了語言與視角後,我們還可以如何逼近真實與虛構這個充滿裂縫的分類?」本書書介是這樣說的:「這是一部對戰他人記憶的回憶錄,也是一部挖掘成長祕密的小說。」但回憶錄都是真實的嗎?小說一定是虛構的嗎?虛跟實一定是對立的嗎?
「真實跟虛構之間的辯證關係,在小說裡呈現出貫串核心的形式與內涵。但每個人所記住的童年,究竟是真實發生的,還是被不斷修飾、篩選後的結果?」陳佩甄先拋出問題,引導現場聽眾反思,接著又舉了心理學界著名的「魯賓花瓶與臉」圖形,說明不論看見的是「花瓶」或「臉」,皆取決於主體與背景的實、虛關係。她強調,我們的世界觀其實建立在一個「互相成立」的邏輯裡,若用這個方式去理解謊言與真實,它就會變成一個互相成立而非對立的結果。
在張曉風舊居的老木梁下,這場關於《進烤箱的好日子》的講座,彷彿也完成了一次虛構與真實之間的思辨與對話;透過陳佩甄專業的學術視角,相信現場的讀者也獲得了更多解讀與進入這本小說的鑰匙。